革命历史叙事的传承与新变——评张学龙作品火种中变合击传奇网站

革命历史题材是当代文学写作的重要资源，当代文学史中涌现过多次革命历史叙事的高潮，并形成了清晰连贯的革命历史叙事脉络，但不同时期的不同作者对革命的本质叙述与价值诠释却不尽相同。“十七年”时期，出现了一批服务于革命历史经典化的红色经典作品。《红日》《红旗谱》《保卫延安》等作品真实而直接地展现革命斗争历史，注重宏大的场面、英雄的塑造、风格的崇高等，同时它们的叙事内含着阶级斗争的观念，充满了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。“十七年”的革命历史叙事正如黄子平所言，“它们承担了将刚刚过去的‘革命历史’经典化的功能，讲述革命的起源神话、英雄传奇和终极承诺，以此维系当代国人的大希望与大恐惧，证明当代现实的合理性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讲述与阅读实践，建构国人在这革命所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”[1]。新时期以来，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，西方多元性的文艺思潮爆发性涌入，深刻冲击着写作者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。部分写作者开始以现代性视角重新审视过往的革命历史。革命历史叙事逐渐突破“十七年”时期的单一叙述范式，呈现出复杂丰富的叙事形态。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小说、先锋文学等重新解构革命历史的崇高与权威，展现了强烈的个人色彩与风格。贺绍俊、程光炜、杨剑龙等学者在思考新时期革命历史叙事时，将其放在后革命时代的语境中，认为“后革命时期延续了革命时期建立的基本政体和国体，但是却放弃了革命时期的高度政治动员、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以及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。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‘革命文化’当然不可能是原来革命文化的简单复兴，而是对革命文化的改写和挪用，因此准确地说是‘后革命文化’——后革命文化不是原创性的文化，而是原先的革命文化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新形态”[2]。在后革命时代的背景下，当下的革命历史叙事褪去了文本的政治要求与写作者的时代情绪，与“十七年”时期和八九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相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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